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苏军在二战中的暴行图
核心提示：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访谈录》，作者：朱维毅，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军队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军队之所以需要军纪，首先是要保证战斗力，其次是要约束破坏力。“二战”后期的苏军在战斗力和破坏力都达到了高峰，以至于德国民众无不谈“俄”色变。
中国人对苏军士兵的感觉也曾经是很复杂的。在中苏友好期间，一系列的苏联“二战”故事片向我们展现了苏军战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刚强、善战、纯朴、正义。而在“二战”的现实中，中国人也看到了强大的苏军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垮百万日本关东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