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王德一的自杀，也不是因为他“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云云。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王德一被驻校“宣传队”宣布隔离审查，其主要“罪行”是“炮打林副统帅”。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王德一在“文革”中除了一般的参加“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活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事实”中得知，王德一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了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的工作。当时“宣传队”对他发动的攻势非常猛烈，仅举一例就可以想见其余：为了逼迫王德一“端正态度”，特意在文史楼三层西头的大教室里召开了一个历史系与外语系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联合“批斗”大会，其用意大家都明白：因为王德一的夫人是外语系的老师。用这种办法来“株连”家属，恐怕也属于“史无前例”的一项发明创造吧?此事件之后不久，有一天上午大约八点半左右，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全系师生员工混编为若干小组)正在文史楼三楼一间教室里由一位“军宣队”带领进行“天天读”，忽然杨家兴同学来敲我们的门，说；“不好了，王德一好像是在上吊!”杨家兴同学当时也是被隔离审查对象，他趁大家“天天读”的时间从自己专用的隔离室出来在楼道里溜达，从门缝里窥视王德一专用的隔离室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我们立即蜂拥而出，由“军宣队”带头跑上四楼，由于王德一事先把门插上了，于是众人“强攻”才把门打开。只见王德一吊在北面窗户上的暖气管上，双手还紧紧攥着他在挣扎时抓住的垂挂在窗户周围的标语、大字报纸。人们立即把他解下，放在房间里面一张原先用于裱糊文物字画的大木案上，发现他已经气绝，人们围在他周围不知所措。这时我立即想到：只有马上找医生抢救，其他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没有向周围的任何人打招呼就奔下楼，骑上我买来不几年的“飞鸽”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校医院。到了校医院值班室，我气喘吁吁地说明情况，请值班的周大夫快去急救。周大夫立即拿起急救箱，出来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我使劲蹬车，到了文史楼，急奔四楼。房间里的人们还围在王德一的周围，周大夫拨开众人，立即为王德一做人工呼吸和各种急救措施，累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王德一去世之后，钱瑗就搬出了四合院的历史系集体宿舍，从此我与她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不过到了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先后成立了“优秀教学成果奖”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会”，我和钱瑗都是其中的“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评审全校的优秀教学成果和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优秀学术著作等奖项的工作，这样就有机会比较经常在一起开会了。1990年她获得校级“优秀教学管理奖”就是这个期间的事情，那是对她担任外语系副系主任期间所作贡献的表彰。我与钱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我从历史系下楼回家时，在楼梯上碰见钱瑗，她也正在下楼准备回家，我们边走边谈，其中有一段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说到当时社会上对于钱钟书先生的种种传说时，钱瑗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些传说很多都不是事实，是捕风捉影的编造。”我们在文史楼的西边分手，那时，她还是那样的急急匆匆而又神采奕奕，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年之后她就罹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了。
以上就是我在读了夏先生的大作和杨绛先生的大著之后对于钱瑗伉俪往事的一点补正。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有忡。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疾呼史以直书实录为贵，可以说直书实录乃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之一。纪实性文学作品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