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申诉高院立案再审
终审裁定生效后，于英生及其父亲于道欣相继申诉，引起安徽省高院重视。
今年5月31日，安徽省高院根据《刑法》第243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6月27日，经过前期复查，省高院决定由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再审。
记者从安徽省高院获悉，由于该案涉及个人隐私，高院于8月5日在阜阳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经再审审理，根据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提供的新证据，认为原审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事实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在案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合力排除，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
据此，依法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宣告于英生无罪。
云南昆明杜培武错案的前前后后
令人震惊的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案的告破，使一起罕见的错案———杜培武案终于水落石出。2000年7月11日，蒙冤受屈26个月的杜培武被无罪释放。他的亲人、他的律师、他原来所在单位的领导、昆明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一起到监狱接他回家。死者分别是杜培武的妻子和同学，不是杜培武杀死还有谁呢？———错案就在这样的推理下“合理”地发生了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从停放在圆西路人行道上的一辆昌河面包车内，发现一男一女被枪杀在车内，身上钱物被洗劫一空。经查，男的叫王俊波，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两名公安干警被枪杀，案情重大。很快，昆明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讯处、戒毒所、五华公安分局、原路南县公安局有关人员组成的专案组，定名为“4·22”专案组。
经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发现，“二王”是被人用王俊波当时所持的“七·七”式手枪枪杀，案发后该枪下落不明。专案组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最先进入专案组的视线。专案组传讯了杜培武，但杜坚决否认。之后，专案组又扩大视线，围绕杀人抛尸现场走访了数百名群众，查证了上万条信息线索，在确定了一个又一个的嫌疑人后，经查证后又一个一个地排除了。与此同时，专案组又对现场进行勘察分析，研究案情，并对杜培武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定、测试、检测，均不否认杜培武作案的可能。自此，杜培武被确定为“4·22”专案的重大嫌疑人。但杜培武对此一直拒不承认。
1998年7月2日，专案组邀请昆明市检察院有关人员一起研究对杜培武采取强制措施。当晚8时，专案组对杜培武宣布刑事拘留。
两天后，杜培武开始“交待问题”，每次均向专案组陈述基本一致的“作案经过”，但对杀害“二王”所用的“七·七”式手枪及“二王”身上的物品去向“交待”不明，案情进展缓慢。
7月19日，专案组又一次邀请了市检察院有关人员，带杜培武“指认”现场。
7月26日，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罪向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市检察院在依法审讯杜培武时，杜推翻了原来的供述，诉说以前的供述是侦查部门刑讯逼供的结果，并指着手上的疤痕称是被侦查部门用烟头烫伤的。针对这一情况，批捕处即找专案组了解是否有过刑讯逼供，办案人员称杜手上的疤痕是戴手铐形成的，对杜没有刑讯逼供，并提供了审讯杜培武的录相带和杜亲笔书写的供述材料给检察院审查。
7月31日，市检察院以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罪正式批准逮捕。10月20日，市检察院决定将该案起诉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1998年12月17日和1999年1月15日两次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1999年2月5日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杜培武不服，以“没有杀人，公安刑讯逼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