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高速公路服务站，有人遇到一群从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回老家贵州过春节的农民工。当问到他们在外地过得怎么样时，这些农民工“心酸”落泪了，因为他们很难完全融入当地，很多待遇是不平等的，不只体现在社会公共服务，还有企业薪酬。这是3月7日，总理在参加江苏代表团会议时描述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场景。
这也是农民工问题在本次两会上第一次被广泛地提及。对比前几年两会期间对农民工铺天盖地的报道，本次会上关于农民工的话题却略显不足。
对此，北青报评论员蔡方华在评论文章中写道：“两会是个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难免会有所侧重、有所忽略。但越是以庙堂之高，越应该注目草野之远，越应该情系民生之痛。多一些农民工的粗鄙气息，少一些名人明星的高蹈姿态，两会才能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才能更加切中民众的脉搏。”
2008年3月，来自上海、广东、重庆的三位农民工代表参加两会，他们的出现，使得在两会中首次出现了农民工的身影，听到了农民工的声音。2015年，参加两会的农民工代表达到了31名。
从3到31，农民工代表活跃在两会上身影越来越多，可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依然繁多且复杂。“讨薪难”则是其中出现最频繁的关键词。每年接近岁末，农民工讨薪的新闻都会屡屡见诸报端。
2014年12月 13日，山西太原讨薪女民工周秀云，讨薪未果反被打死，引发情绪激荡。
2011年9月，云阳、城口、开县、万州等地70多名农民工经人介绍前往山西临汾市隰县黄土镇霍永高速西段务工，直到年底仍未得到一分钱工资，工友们多次讨要无果。7个重庆民工代表在找项目部讨要工资时，被十多名手持钢筋棍的人围住暴打。重庆民工7人被打倒在地，躺在医院。
除此之外，“微博讨薪”、“裸体讨薪”、“跳楼讨薪”……诸如此类的新闻层出不穷。
为何广大农民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代言人越来越多，关于农民工的保护条例越来越多，而农民工“讨薪难”的故事也越来越多？
山西省长治市总工会副主席李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她认为，建筑施工领域工程转包、分包现象普遍，致使债权关系复杂。
2014年，“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和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发布《谁在拖欠农民工的血汗钱？——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在138个样本中，存在层层分包与转包的比例更高达97.1%。而在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中，农民工始终处于“生物链”的最底端。
前述调查还发现，即使是在讨薪期间，“九成农民工讨要欠薪无任何赔偿，三成讨薪工人遭到工地方涉黑报复”。
实际上，在本次两会上，有多名人大代表分别提出了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提案。
全国人大代表潘毅认为，亟须破解农民工讨薪难，据了解，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到2.74亿，但其中有1亿多农民工并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他建议：公安与司法部门坚决落实恶意欠薪入刑；人社部必须落实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追究行政不作为的责任人，严重者及其主管领导必须引咎辞职；财政部拨款，各省人社部建立专用基金，先行支付拖欠的非法用工工资。
来自安徽贫困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感动中国人物“最美洗脚妹”刘丽也有自己的想法，她建议通过对《劳动合同法》修改和增加一些条款，来提高企业欠薪成本，降低劳动者讨薪成本，引导劳动纠纷进入司法程序。
2015年，全国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在会上表示，“农民工欠薪问题不是简单的违法问题，而是基本的道德和道义问题”。企业应负首要责任，政府有关执法部门的责任也很大。郭军也表示，严重、恶意的欠薪有更严厉的解决手段，如恶意欠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有农民工在网上发帖求助，“希望工会能多关心一下农民工，农民工讨薪艰难的一个原因就是背后没有依靠”。对此，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曾建议，应更加充分发挥工会以及一些农民工自发组织的第三方机构作用，改变劳动者对企业方的弱势地位，通过协商谈判保护劳动者权益，从源头解决企业欠薪问题。
同时，还有网友提出，归还被欠薪水，应该是作为城镇化新移民的农民工最低层次的需求，“应该治理并维护”。正如今年两会，总理报告中提到的那样，要“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健全劳动监察和争议处理机制，让法律成为劳动者权益的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