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案背后更有深层目的
也许这只是桑兰为自己失误找的一个托辞，但这个说法既无人证也无物证，而这又是她巨额索赔的主要依据。由于诉讼的证据不实，索赔之路终止，桑兰的团队开始策划出“性侵案”。据刘国生回忆，性侵的说法是在2010年4月底桑兰诉讼之后提出的。
桑兰不具备现行的移民资格，也不算特殊人才，也没有投资移民的经济实力，她的团队不惜以诬陷刘国生一家为前提，编造了他被刘家成员性侵，以此以第一受害人身份申请签证。按照美国法律，刑事案件受害人可以获得特别签证，刘国生夫妇对桑兰的做法很吃惊。
2011年7月，桑兰在团队带领下前往警局报案。据她本人描述，某夜她与母亲共睡一床时，刘家儿子从背后对他性侵，因她当时年幼无知没意识到这是性侵。多年后有了性经验才知道这是性侵。不过，桑兰的报案在两周后被警察局拒绝了！警方直言，报案的细节经不起合理的质疑。
美国中文媒体在2011年7月正好采访到桑兰，关于报案细节她有过详细表述。“是我决定的，决定告刘国生和薛伟森，这些都是我决定的。”事后，作为当时的代理律师海明揭露，关于性侵的细节是桑兰和黄健共同回忆加工的东西，甚至还准备了两个版本。“桑兰为了拿到签证，真的是把我往死里整。”刘国生至今回忆起仍打寒颤。
刘国生夫妇只求真相公开
值得一提的是，在桑兰提出性侵说法前，还提出了“政治庇护”的请求。海明认为她不符合条件，但桑兰坚持说自己受到迫害，因为申请护照的时间超过一般普通人的时间，受到公安局特殊的审查。桑兰为了打赢官司，政治庇护不成改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不成改刑事诉讼，不惜大打政治牌，说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
虽然桑兰已经撤诉，但刘国生夫妇直言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我们不会接受就这样撤诉的结果，我们要和她和解的话，必须清清楚楚的把发生什么事情讲出来，如果我们有错错在哪里，桑兰如果你有错要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做，什么原因造成你这样，如果我有错也会赔偿承担责任，但是绝不会这样不清不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