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生活好难
 
　　1996年从离开家乡那一刻起，河南漯河的陈宝驹就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说：“等在这边立住脚，就把全家人一起接过来。”陈宝驹没想到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一等就是8年。
 
　　来鞍山打工并不像陈宝驹想象的那么容易，为此这8年来，他当过小工，做过木匠，又用几年时间学会烫防水的手艺，直到去年年末陈宝驹在宋三台子开了一家小建材门市，这才把妻儿接来鞍山。
 
　　“民工中，能彻底解决两地生活的很少，我很幸福。”与因讨要工资而寻求记者帮助时的愁眉苦脸相比，现在陈宝驹要开朗轻松许多。劳动累是一种累，要工钱难是另一种累，长期的两地生活还是一种累。每年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一次的陈宝驹对两地生活的苦闷理解更深刻：说到底人毕竟是动物，有七情六欲，对夫妻生活的渴望出自本能。
 
　　陈宝驹没有否认自己曾看过色情录像和书刊，也不否认受过那些刺激之后有种种冲动的想法。与自己同来鞍山的，还有三名本村的老乡，沾亲带故，四个人吃住都在一起，自己有什么过激行为，都可能传回老家，正是这个原因，陈宝驹一直很克制，也很安分。
 
　　我们交谈的过程中，陈宝驹的妻子齐桂兰一直在另一间屋子里招揽生意，直觉上齐桂兰是个很贤惠的农村妇女。八年夫妻异地生活，形同守寡，其中难处不言而喻。采访时齐桂兰没有表白太多，最初丈夫不在身边时，公公婆婆陪在左右，一言一行都要着意保持一个妇道人家的操守。
 
　　1997年春节丈夫陈宝驹回家一个半月时间，齐桂兰怀孕，后来有了孩子，日子才不再那么难熬。
 
　　和陈宝驹一样只身一人出来闯荡的农民工很多，但女工却如凤毛麟角。山东荷泽的樊鹃，在铁西九街口靠刮大白和清洁工为生，丈夫则是家具市场的装卸工，也是来自黑龙江的外地人，他们居住鞍山已经4年时间，樊鹃可以说一口不很标准的东北方言。
 
　　“刚从农村到城市时，没太考虑成家，或者即便成家也要找一个条件好些的，但事实上能接触到的全是和自己一样卖苦力的。”樊鹃说，她所熟识的外地女工中，要么随丈夫一起过来，要么就是来鞍很快结婚的。对于她们妇道人家出来闯荡很难，虽然比起独守空房更加艰苦些，但她们觉得和丈夫在一起，就已经很满足很幸福了。
 
　　走不出的困惑
 
　　一份农民工中的问卷调查显示：就“多久过一次性生活”一项调查中，“一星期过三次上性生活”的男性农民工只有5％，而女性农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农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农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已婚夫妻因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农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这也许是民工有别于城市人群的最大不同，与城市夜晚的灯红酒绿相比，农民工的业余时间显得非常单调。有专家指出，所谓“黄色”电影和杂志内容往往过分强调性的快感和神秘，这使他们更容易产生某种冲动与压抑。专家们呼吁社会需要给民工们提供性问题的指导，帮助农民工摆脱性焦虑，让他们接受性健康教育。而民工们最常接触的是广播，因此，有关医学专家建议广播电台采用较具有匿名性的方式，开设民工性知识栏目，让民工们乐于接受一些必要的性知识、改变性观念。教育、理解、指导他们正确对待“性问题”，更多的给予农民工一些人文关怀。
 
最牛农民工讨薪之王，农民工讨薪解决方法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为1.2亿人左右，广义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2亿人。2013年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增长3.6%，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增长1.7%。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2609元，比上年增长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