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第二季《中国好歌曲》播出至今，出现了赵牧阳、罗中旭(微博)这样多年前成名、却在圈内浮浮沉沉的音乐人。对于他们通过真人秀节目再出发，你怎么看？技术上他们已经相对成熟，作为导师，你觉得还能和他们分享什么？
刘欢：这是好事啊！这会让大家知道，音乐是美好的，是有魅力的，有那么多音乐人一直在坚持做好的音乐，他们没有随波逐流。“导师”只是节目里的一个称谓，不足以说明什么。我不但能分享他们的音乐，我也在学习，还能通过节目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分享他们的音乐——中国的好歌曲。
“走出去”难不难？不需要急于考虑这个问题
中国的音乐何时才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而走出中国、走向国际？刘欢的建议是别想那么多，先想着扎扎实实地把我们的音乐产业做好、做到良性运作再说，而年轻的音乐人下了节目之后，也还有更多的功课要做。
记者：有不少90后年轻人通过节目展现了他们对音乐的理解。通过教书上课等方式，你始终和年轻人保持着接触，你觉得和你还是新人的年代相比，你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刘欢：最大的区别就是信息量，可以说天壤之别。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及时听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各个时代的优秀音乐，这使他们在这个年纪上视野更开阔，想法更自由。
记者：在中国，一档节目结束了，不可避免的是很大一部分选手在几个月后会后劲乏力消失在观众视野中。对于新人，你认为他们在踏进这个圈子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如何才能保持长青？
刘欢：一、清醒地认识自己，更深地认识音乐。二、善待自己，善待音乐。
记者：由于国家广电总局的限制，音乐节目如今大幅减少，你觉得这会对新人、对原创音乐、音乐产业带来影响吗？电视和音乐的“联姻”，对音乐产业带来的是更多收益还是更多浮躁？
刘欢：我的理解广电总局主观上是想宏观调控一下吧，避免盲目跟风，浪费资源。你提到的电视和音乐的“联姻”，对音乐产业带来的收益和浮躁都有。目前传统唱片工业奄奄一息的情况下，电视作为强势媒体的加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新的产业链模式，至少我敢说，像《中国好歌曲》这种以推原创为己任且模式本身也原创的电视节目对中国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好歌曲》 为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勇敢而实验性地打开了一扇小窗。
记者：随着中国文化产业规模日盛，不少从业人士在谈论“走出去”的问题。你参与过不少国际合作，你认为我们的音乐以及音乐人要“走出去”需要怎么样的条件？目前我们的音乐和音乐人已经达到了能够“走出去”的水准吗？
刘欢：“走出去”不仅仅是音乐人的问题，世界上流行音乐发达的地方，是有一个更发达的音乐产业的。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说：一是我们的音乐水平，需要我们拿出既有自己特色又采用国际通行方式的作品，比如像来参加第二季节目的杭盖，他们的音乐就具有这些特质，其实他们已经走出去了，他们是欧美各大音乐节的常客，可惜他们不符合我们自己这儿的“传唱”标准，还被我们“小众”着，他们这样的音乐还是太少了，这需要更多的音乐人更多的努力；二是我们的音乐产业水平，这方面我们的差距更大，上世纪90年代我们刚刚兴起的唱片业被我们的盗版活活吃死，演出市场存在各种不规范各种乱象。
所以总体来说我是持悲观态度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也并不需要急于考虑这个问题，文化的建设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不能以建高铁的速度来衡量，我们也不要期望我们的文化体量和经济体量等同，在我们这样急速发展的国家里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写音乐，同时扎扎实实地把音乐产业做好，做到真正良性运作。
长远来看我们是有希望的，一来，我们有音乐人才，这两季《中国好歌曲》我们见到了很多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对现实和传统有着深刻理解的音乐人，像赵牧阳、马条、杭盖，也有不少受过专业流行音乐教育的，甚至是从世界知名的流行音乐学府学成的年轻音乐人，像刘雨潼、刘胡轶、裸儿，他们是未来的希望；二来，我们有众多的人口，这就是需求量。而且我注意到这几年我们的听众开始出现“分众”的趋势，这是良好的开始，这是音乐多样化的基础，只要我们的产业模式把这两端良性地联系起来，那就会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