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海上漂来一个大铁疙瘩，全村人都跑来看热闹，一个铁匠看中这块好铁，拿锤子一砸，一声巨响血肉飞溅，一下死了七十多口人，半个村子都没了，其中包括马未都父亲的三弟。”朱凌卿说。这件事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只存在于岛上老年人记忆之中。
朱凌卿找人去日本防务厅档案馆查资料，分析出最大的可能，是1943年日本在济州岛附近布置的6000颗水雷中，可能有一颗随着洋流漂到了镆铘岛。
马未都对父系家族略知一二，母系崔家历史则一无所知。他从小知道北京西城的一个大院是母亲家，去了还得磕头行老礼。马家作为军人，与崔家保持着一种时代造就的距离。
朱凌卿调查之后告诉马未都，母亲的家族曾是山东利津的大盐商。1855年黄河改道，刚好从崔家盐场中间穿过，即便如此，崔家仍然和黄河斗了40年，可见其财雄势大。
在这40年里，崔家修了一道45万土方的大坝。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一个多月之后，黄河再次袭来，大坝决堤，崔家就此衰落。
“那场大水，我们研究发现看似天灾，实际上是国难。甲午战争之后，山东巡抚李秉衡拒绝接受失败的结果，一心筹钱抗日，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到打仗上去，因此拒绝一切修理堤坝的建议。整条黄河不修堤坝，崔家一道45万立方米的大坝又有何用？”朱凌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奋斗40年，盐场终于陷落，崔家在山东的家就败了。后来崔家有位子弟公派日本留学归来，在北京大兴做了县长。崔家人纷纷投奔，马未都母系的先人也就来到了北京。
“我们找到1940年代崔家的一份报案记录：丢失地毯一块。地毯丢了也报案，显然已经衰落了。”朱凌卿说。
“说实话还是有点怕”
做完节目后，阿丘过年时带着全家又去了一趟马来西亚，一起去了吉利留。小时候过年，阿丘见邻居家人来人往，自己家冷冷清清，羡慕得要死。“现在我们过年有地方去了，我也算是有亲人的人了。”阿丘说，“我终于知道我从哪里来。不管祖上多悲惨我得知道，否则就只能稀里糊涂地过日子。”
但他仍然紧张：“大历史已经把我们家塑造成这样了。我不担心收视率，担心的是，节目播出后带给父母的是安慰还是焦躁？”
《客从何处来》的主创人员则无一例外，全都变得“魔魔怔怔”，开始探听自己的家事。
郑波就解开了一个谜团。他外公是天津工艺美院的创始人之一，“文革”期间挨批离家出走，在石家庄上吊自杀。“我妈，两个姨两个舅，包括我姥姥，全家对此讳莫如深。做了这节目之后，我把关于姥爷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我能想象到的真相是，姥爷遭受迫害时在家得不到一点温暖和支持。”郑波说，另一个待解的谜团是，爷爷和曾祖父为何从不来往？
谢琳也是天津人。之前她根本不知道爷爷年轻时做过什么，只知道老人家是活地图，天津大小街道怎么走随口就能说出来，分毫不差。“这次过年回家一问，原来我爷爷年轻时是送报纸的，后来开过报摊。爷爷的老家是山东宁津，整个家族只有他一个人来到天津，为什么离开山东不知道，怎么在天津扎根不知道。有机会我真想带我父亲回趟宁津。”谢琳说。
朱凌卿的调查结果让自己愕然——外公的父亲解放前是合肥的青帮头子、警察局长，是个黑白两道呼风唤雨的人物。
“奇怪的是我外公特别红，正得一塌糊涂，我基本没见他笑过。有那样的父亲，不但能活下来，还当局长，那得多红啊！做了这个节目，我跟舅舅喝酒，把他灌醉了才知道，我妈找我父亲是我外公定的，原因就一个，我父亲当时是民兵连连长。”
除了知道了长辈的故事，朱凌卿似乎也明白了自己——外公的父亲走黑道，外公就拼命走红道；外公一生循规蹈矩，到他这一代就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可能是每一代都觉得上一代那样有点不对，自己就非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编导葛西厢说，陈冲对家族史最好奇的，不是外公和爷爷的学术建树、历史地位，而是奶奶为什么比爷爷大四岁，这在那个年代很不平常。外公在美国，外婆把孩子放在家里一人去美国和外公团聚，这是为什么？
